【作者简介】
孟泽，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入选《潇湘晨报》2009年、2015年“年度风尚学人”，著有《有我无我之境》（1996年）、《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2004年）、《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2011年）、《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2012年）、《广陵散——中国狂士传》（2017年）、《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2020年）、《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2021年）《君自故乡来：孟泽人文随笔》（2025年）等，曾主讲《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等。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精神运动，因为其广大、丰富、多元、激烈与紧张，因为其至今远未休止的演绎延伸，如同迷宫一样，常常让人不得要领，无所适从，甚至不知所措，陷入困境，难解难分。
作者联系王国维鲁迅所处的历史背景，从生命哲学入手，将两位不世大儒的文化身份、思想抱负、情感底色、性灵气质及其诗学内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询，把现代汉语知识者在关涉个人与民族的处境、命运、价值理想与精神归宿时的处境与抉择——一个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绝大命题，纳入体系性的逻辑思辨中，从对立的诠释走向互动的诠释，还原王国维鲁迅生命境界的本相。
【前言】没有休止的旅程
可知中国总是此中国，人民终是此人民。
——1916年3月3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
……这本书所探询的对象，不只是单纯的知识人，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的深度介入者和创造者，他们的所思所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依然可以在人们心中获得热烈的同情和响应；而这篇论文所关涉的主题，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问题或者学术问题，尤其不止是一个诗学问题，而联系着个人与民族的处境、命运、价值理想与精神归宿，联系着我们至今没有休止的关于人、关于家国、关于历史、关于未来的叩问与诘难。
王国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有着巨大的覆盖性、典范性的人物，他们的学术径路、思想轨迹、人生抉择，伴随着中华民族在“八面临风”的近代语境中的辗转沉浮，伴随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在古今中西之间可能与必然的个人服膺与集体认同。他们与所置身的世界，有着最深最广的精神互动与思想纠缠，这种互动与纠缠，今天仍然处在演绎延伸的过程之中。而且，感染着无法解脱的个人爱恶和家国情感，牵扯着悠远的传统与特殊的心性，内含着从基本的生活方式到世界观、生命观的变迁与转移。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涅槃重生的主题有多么重大、多么悲壮、多么匪夷所思，而渺小如恒河沙数的个体，如影随形，自然无所逃于载沉载浮的天壤之间，最隐秘的动机也联系着公共的意志，最私人化的情怀也总是与集体的奔赴相颉颃。
这是一个每走一步都可能如登春台又可能如临深渊的时代。
毫厘之差可以带来霄壤之别，一念之别而可能有人兽之隔，“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方生方死，因是因非”，“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百年前王国维、鲁迅曾经经历过的希望和绝望，曾经体验过的安顿和自我安顿，他们面对歧路与穷途的彷徨与抉择，虽然恍若隔世，却并不只是历史的陈迹。
他们的感事伤怀，他们的忧生伤世，时时可以惊扰我们今天的平安与苟且，他们对于自身以及民族乃至人的洞见与洞察，至今有效。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如同星月一样的存在，可以照见我们不免狼狈、不免张皇的前世今生。
能够懂得一点王国维，始于大学三年级时萧艾教授为我们开设“王国维研究”课，应该是1982年的秋季学期。“王国维研究”作为一门单独讲授的课程，这在八零年代初的大学校园，称得上是奇迹。萧艾先生和扬州师范学院的佛雏先生，是当时汉语学界研究王国维最出色的学者。
萧先生为我们上课时，正好出版了自己撰著的《王国维评传》，他很感性地和我们分享了王国维并不平静的学术生涯，直到自沉于昆明湖，而并没有太过沉湎于我们当时未必懂得的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问。到今天，萧艾先生浓重的湘南宁远口音，仍然如在耳边，也记得他慢悠悠而似乎不胜其情地讲述王国维在古今中西之间的辗转，他的常常幽暗、常常苦楚、常常忧郁的内心，他的既偶然又必然的“以身殉之”，殉于人间情谊，殉于家国，殉于文化，或者竟是殉于叔本华的所谓悲观主义哲学？
如此这般，如同启辟鸿蒙、醍醐灌顶的讲述，让几乎少年的我，刻骨铭心，以至日后对任何关于王国维的生平史料都有所留心。
尽管本科时多少接触过文学选本中的鲁迅著作，但真正阅读鲁迅，则始于“无所用心”又“心事浩茫”的读研期间。懒散而放纵的青春真是既饱满又虚无，充满莫名其妙的忧伤与悲凉。1983年，我跟随羊春秋先生读研，专业是古典文学，因为羊先生的宽容和放手，我的阅读五花八门，读得最醉心也最尽兴的是鲁迅的书和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就是一堆存在主义的西方教义。自然，也多少阅读了一点经史，一点子部书，一些古人的诗文集。
时年弱冠的我，为什么会对鲁迅的文字那么热衷，特别是他的杂文？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社会历练的人，居然从此会用鲁迅那样的眼光打量现实与传统，打量自己其实并不纯洁如天使的灵魂，我自己也觉得费解。
现在自然明白，一个不具备鲁迅高度和深度的人，一个没有鲁迅那样的履历、身份和时代经验的人，是不可以轻易以鲁迅为说辞，随便用鲁迅的话，去观照历史与眼前现实的。但历史和现实，包括私人化的自我与集体化的家国，又似乎总是无法出离鲁迅当年的冷嘲与热骂，他的文字，总是像神明一样烛照出人性的与族性的温良、自私、麻木、肮脏与卑污。是怎样的绝望和绝望的希望，怎样的睿智、顽强、勇毅，在板结、冷漠、残忍、昏沉的疆土里，才催生出了鲁迅这样的“荷戟独彷徨”的热烈的“摩罗”，他的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的人格与阔大的精神世界（记得是博尔赫斯说过，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看上去往往是独异于本民族的人），会逐渐演绎成为照亮幽微人性和这个幽暗族群的光吧。
也许就是这种发端于少年的关注和记忆，让我在从事古典文学多年后，依然无法割舍王国维与鲁迅，研究他们甚至成为了我心中最隐秘的冲动。如此，顺理成章，当我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对象便折中地选择了既不完全“古典”也不完全“现代”的王国维和鲁迅，他们平生的学术志业，既关乎“诗学”，又远不止于“诗学”。
……
尽管鲁迅研究、王国维研究的成果早已经汗牛充栋，但真正悦我心之偏嗜者，其实未必多。接近这两座汉语现代学术史上的高峰，需要知古知今、汇通中西的学养，我自然没有这样的学养。但自打读书以来，一直旁学杂收，从来没有限制自己对于中西古今学术的好奇和兴趣，甚至没有限定自己在文、史、哲不同领域的辗转游移。而王国维、鲁迅正是屹立于汉文化与文明分水岭上的大师，他们对我的诱惑完全不能抵挡。我想去理解他们学术文化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他们在政治取舍上的偶然与必然，他们与所处时代，与中西学术文化的亲和与疏离，他们的拯救与自我救赎，去了解他们判然两歧的学术人生的内在呼应，他们对于现实与历史的最大限度、最高境界的思考、分辨与拣选。
以“诗学”为入口，正是进入他们广大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门。
以《人间词话》与《摩罗诗力说》为基本语言形态的王国维、鲁迅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具有最显著的“两歧性”特征，表面上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王国维、鲁迅的诗学内部，同时存在着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状态，与他们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两歧性”，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经验主义的，是古典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两歧性”的诗学，基于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与学术历程，基于他们无从解脱的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且介”身份与“悖论”立场，其内在气质与精神，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两歧性”和“一致性”所显示的内涵与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在展开过程中的基本趋势，表征着它所能够拥有的可能性范围与丰富性程度。从整体上看，王国维、鲁迅的“诗学”不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也并不只是纯粹的审美之学，而是更接近于一种与“立心”“立人”相关、“知”“行”一体、“人”“文”共生的“文”“学”与“文章”之学。纯粹文人或学者的名号也不足以称言王国维、鲁迅，他们是抵达了现代中国精神最高点的开创性的不世大儒，他们在“文”“史”领域以及更广阔的精神领域内的所作所为，是破局，是开山，是创世纪。
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在艺术与政治、与宗教、与集体、与私人、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无时或已的冲突与亲和中，关于“美术”，关于“诗”，聚集了足够多的真知和良知，也聚集了足够多的诡辩和谎言。单纯的理论检讨，甚至无法从中找到我们自己需要的支点和重心，无法获得关于美、关于文艺的定义的明确性。只有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真实的个体生命，包括一切似乎在情理之外的精神现象与理论诉求，才可以发现其中隐秘的动机与含义，才可以想象它们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这里，何谓真理或者何为谬误，或许已经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与人道，是复杂的历程与历史。而所谓“两歧性”与“一致性”，所谓“进步”与“反动”，所谓“永恒”与“暂时”，也因此拥有足够具体的历史含义和足够真实的生命意涵。王国维、鲁迅诗学之无法轻易获得终极解释，甚至言人人殊，有着成为经典的阐释开放性的无穷魅力，也正在于此。
……
历史多歧路，却常常只会有唯一一个最终属于胜利者的终局，呈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裹挟着纳入其中。但是，历史并不是一个全然宿命的不可究诘的过程，历史其实充满了偶然性，联系着偶然的人事，联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向往和作为，那些最终没有进入主流的思想同样是思想，那些失败者或者被边缘化的人生同样是人的主题，一旦想起，就不免思接千载、心旌摇摇。我们这个充满苦难和挫折的族群中的每一个人所可能拥有的渺茫的未来，都范围在这一主题之内，我们不仅无可逃逸，甚至不能不生死以之。
《庄子·天地篇》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帝巡游赤水之北，登上昆仑山南望，返回后发现丢了“玄珠”（哲学家说它象征“道”）。这该死的“玄珠”像是黄帝的宝贝。黄帝让“知”（智者）去找，找不到，又让“离朱”（火眼金睛者）去找，也找不到，又让喫诟（能言善辩者）去找，仍然找不到。于是，皇帝让“象罔”（混沌无心者）去找，“象罔得之”。黄帝很惊讶，他说：“只有象罔才能找到玄珠吗？”
按照庄子的逻辑，对于历史、人生、审美的叩问，一定像黄帝的使者为黄帝找寻“玄珠”，我们愚昧而无法拥有“象罔”的大智，我们因此找不到“玄珠”。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寻找。或许，这正是我们活着的全部依据、意义和使命。或许，黄帝说的“玄珠”原本是个骗局，“玄珠”指示的就是寻找，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还或许，寻找“玄珠”原来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玄珠”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永远无法解除“玄珠”宿命般的召唤，因为关于真相的寻找，其实是没有休止的旅程（很多时候，真相就是真理，尤其在汉语文化中），一如王国维、鲁迅之不能不托身于“人间”与“两间”，即使总不免辗转于黑暗与颓败之中。
甲辰冬月，孟泽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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